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芝兰为佩,重拾端午的夙愿

自古以来,华夏先民便以香草为佩,一部《诗经》流传,便是半部草木凄凄,一部《楚辞》苍茫,便是半部兰芷清芬。

幽兰、蕙芷、宿莽、江篱、杜蘅……便随着华夏沁香悠然,扈江篱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。

从屈原的《离骚》开始,几千年来,芝兰为佩,成了君子的象征。

后来形成了佩戴香包的习俗,无论文人雅士,还是陌上佳人,都以身怀暗香为风尚。

又是一年仲夏。转眼端午即将到来。端者,初也,今天,我们用香包,唤醒一份最初的记忆,芝兰为佩,曾是我们的模样。

以初心,致意传统。

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,精神意识的觉醒,传统的回归,是一件必然的事情。一枚小小的香囊,淡香温润而绵长,这个精致的锦囊更是中国人对端午的一种记忆诗书礼义,衣食住行,那些属于华夏的优秀文化,都是传统在当下的延续。温文儒雅,曾是华夏的样子,传统永远不是复古,我们也不可能复古,因为时代不一样,环境不一样.

香料比例的搭配也是很有讲究,要还原古人制香时的“香气养神”的精妙是要反复尝试香料或药材,按君、臣、佐、辅进行配伍。君是主料,是香味的主基调,臣是辅料,增加整体香味的层次感、丰富度。只有君、臣、佐、辅各适其位,才能使不同香料尽展其性。“香,不仅要芳香养鼻,更要养神养生,开窍开慧。”这个过程是最难的,有时为了搭配一个味道,往往要反复几十次。搭配好了,一个这样的香囊香气能持续很多年,越是淡雅越值得回味。

山奈、肉桂、艾草、藿香、佩兰、苍术,这几味看似简单无奇的药材和传统香料经他们选料、炮制、碾粉、定型、调制、窨藏、包装后破茧成蝶,600多年前古人佩戴的端午香囊在我们手中得以复活。

香包之用

《大戴礼》中记,“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”以浴驱邪。仲夏暑气慢慢上升,很容易使人躁动。中国人注重调理气息,古人在端午节时,以草木香料之物,装在精致的香囊之内香气清雅温和,自在凉意,不仅能怡人,还能缓解夏暑的烦躁,安息定神,令人神清气爽,以香气的清凉御暑。清香袅袅,而心也随之怡然自得。

俗话说“带个香草袋,不怕五虫害”。于小孩和大人来说,也是讨一个好的兆头,端午的习俗里,自古就有佩戴五彩绳的习俗,《岁时杂记》有载:“端五以赤白彩造如囊,以彩线贯之,搐使如花形。”随后香囊渐渐发展成为佩香之包。

中国人自古喜欢香文化,早在商周时期就开始佩戴香囊,春秋战国后古人佩戴香囊风俗日盛。“老外喷香水,中国人挂香囊。”正是中华传统中的一大特色。在清代,佩戴香囊也成为皇宫的防病措施之一,乾隆皇帝曾发过“每年五月初一起挂五毒荷包”的谕旨,当时人人佩戴香包,以避瘟疫。

《夏小正》中记:“此日蓄药,以蠲除毒气。”香包中的香料,由多种中药研磨而成香包盛装药末,佩戴于身上,可有驱蚊防疫的功效。

这些香料如果用机器碾压,既省时又省事,不过高温碾磨后,植物固有的香气回直接流失掉,这样做出来的香囊气味就很难持久了。

香包之美

屈原的一句“扈江篱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”,将佩香上升到君子的品格。而嗅觉美与人格美的高尚品格,也成为香包的完美结合。

汉代《礼记》有云:“男女未冠笄者,衿缨皆陪容臭"。“容臭”即香包,汉代未成年的男女都是佩戴香包的,后来香包不仅演变成了仕女,美人的专用品,而且具有了美学意指。

宋代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有记 “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。”佳节之时,丽人出行,阵阵暗香,随风飘来,而香气的来源之一,就是随身所配的香包。

明代时,李梦阳《汴中元夕》诗云:“玉馆朱城柳陌斜,宋京灯月散烟火,门外香车若流水,不知青鸟向谁家。”可见,当时开封仕女佩戴香囊的风气之盛也。

清代时,纳兰容若《浣溪沙》词云:“珠衱佩囊三合字,宝钗拢髻两分心。”至明清两代,香囊已成为爱情的信物了。心灵手巧的姑娘,心手合一,巧作香包,以表衷情。

芝兰为佩

华夏之初,人们以佩香为一种风尚。端午节佩戴香包,已经从防虫避役的物质之用,转变为崇高人格的精神之用。佩于身边,既可美自身,又可敬他人,这便是华夏文化的魅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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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眼端午将到,『御手国医』以“芝兰为佩”,以香包,与诸君致意一份久违的传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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